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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怀旧】童年拾遗(散文)

来源:合肥文学网 日期:2019-12-23 分类:精华作品

我是在国家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结束的第二年1977年的大年初一出生的。从小到大,人们都说我有福气,生在了大年初一,小时候我不懂这些,现在我觉得自己就是有福气,生在了好社会,而且在我童年的时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我度过了非常快乐的、无忧无虑的童年。

从记事起,我就是哥哥的小尾巴,不论哥哥去哪里玩,我都要跟上,夏天去河里捉鱼,烤火吃鱼虾,在树林里采蘑菇;冬天去河里滑冰,在树林里玩捉迷藏……为了能跟哥哥去玩,我没少挨哥哥的打骂,因为我是个女孩子,哥哥的同伴都笑话哥哥,并且都叫我是“跟屁虫”。每天能吃到鲜美的鱼虾、能漫山遍野地疯跑……我总是“痴心不改”,哥哥甩也甩不掉我,每天乐颠颠地跟在一群男孩子后面疯跑。

八岁那年,我上小学了。记得是父亲带我去报名的,当时一个老师问我几岁了,会写自己的名字吗?我拿过老师手中的铅笔,在一张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就这样,我成为了一名小学生,告知第二天上午八点半来学校分班。

第二天早上,我就一个人去了学校,好多学生已经等在那里了,而且好多都是家长带领着。我被分在了一(三)班,班主任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中年妇女——孟秀梅老师。因为学生多,一年级的教室就一个,正在新盖的教室还没有完工,所以我们一年级三个班是分开上午、下午轮番来上课的。因为是第三个班,就被排到第三天的上午来上课。分开班没事后,我就满心欢喜地回家了。母亲问,没有发新课本吗?我把母亲用碎花布为我做的书包扔到炕上,一边答道“后天去了才发”,一边就跑出了门槛,出去找伙伴玩去了。

第三天上午我到校后,发现所有的小朋友都拿着新课本,就我没有。我颤颤地问老师:“老师,我没有新课本。”“那天不是告你们,下午让家长拿着钱来领新书吗?你的家长就没有来?”我吓得不敢吭声,那天我就觉得人多,熙熙攘攘挺热闹的,就没有注意老师说的话。“今天下午让你家长来一趟学校!”老师严厉地说道。

下午,我和父亲找到了孟老师。老师告知,学校已经没有新课本了,自己去书店买一套吧。告别了老师,父亲领着我去书店买了全套的一年级新课本。虽然我没有听下老师的话,没有领到新课本,可是父亲一句也没有骂我。回到家,母亲用找来的装过洋灰的灰牛皮纸,认真地为我的每一本新书都包上了书皮。父亲坐着小凳子、趴在炕沿上,认真地用钢笔在每一本的书皮上写上了课本名、我的名字和班级。从那时开始,每学期一发下新书,母亲总会为我包好书皮,父亲总是认真给我写好名字,直到我上了初中,父母亲才把这两项任务的“大权”交到我手里。

新书是拿到了,可是每次上数学课,我做题的答案总是和别的同学不一样。我从小就喜欢说话,老师一问答案,我就积极回答,结果我的答案总是错的,我总是纳闷,再仔细算一次,结果还是和同学的不一样。当时我的数学老师是李粉花老师,表面看起来非常严厉,总是绷着脸,不说笑,可是一讲起课来,就满脸的笑容。因为错误,李老师批评我无数次,一次,老师把我叫到黑板上,让我当着她的面做题,看我的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结果,我在黑板上的答案全对,老师就奇怪了。这时,有同学反映,我做的题和他们数学课本上的不一样,虽然是同一道题。李老师拿过我手中的数学课本一看,才发现,课本就不一样。原来我们那一年,学校开始了改革,变原来的小学五年制为六年制,当时也只是县城的东关小学和北关小学先行实验,别的学校还是五年制。我和父亲因为不知道这件事,去了书店就没有说明是六年制的还是五年制的书,直接告人家买一年级的书,人家也没有问,直接拿过一套来,父亲付过钱后,我们就走了。

从一年级到三年级,数学课都是李老师教我们,李老师每节数学课都要表扬我,说我做题慢,但是非常认真,每道题都能做对。她不仅在学习上关心和鼓励我,在生活上还照顾我,让我从小就喜欢学习数学这门功课,我非常感激李老师。直到现在,我和七十多岁的李老师在路上碰面,都要停下来拉拉家常。

小时候最高兴的事情就是晚上去伙伴三艳家看电视。三艳的母亲是李德生大将夫人曹云莲的侄女,父亲在公安局上班,所以家里条件好,而且有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三艳的老家在乡下青峪村,为了孩子们上学念书,她家才租房住到我们这里,当时我们这一片就她家有电视机。

每天晚上吃过饭,不等大人放话,我放下碗扭头就跑到了三艳家。每次来到后,她家总是已经坐满了看电视的邻居,大人、小孩,男的、女的,炕上、地下,满满一家人。当时正上演《霍元甲》,看得我们一家人惊心动魄。每晚总是看到时间不早了,我才在母亲的吆喝下,依依不舍地离开三艳家……

三艳的母亲和我母亲的关系最好,一次三艳的父亲去北京出差回来,送给我母亲一把大白兔奶糖,那是我小时候第一次吃到大白兔奶糖,也是我吃得最好的奶糖,那个好吃呀,我终身难忘。

还有件我终身难以忘怀的事情。三艳的大姐——大艳在天津部队当兵留在了天津部队。一次回家探亲,中午放学回家,我从母亲的口中知道后,把书包扔到炕上拔腿就跑到三艳家。只见她家炕上端坐着一个女子,身穿崭新的绿色军装,头戴一顶女式军帽,脸非常白净,看上去既英武又非常漂亮,我的两只眼睛都看傻了。不一会儿,大艳把她的军帽脱下来,放到了炕上。我非常喜欢这顶军帽,就拿起来仔细端详,看着帽子前面正中央的那颗鲜红的五角星,真是爱不释手……

第二天清早,三艳的母亲拿着一顶已经洗得发白的旧女式军帽来到我家,一进门就说:“昨天见玲玲特别待见大艳的军帽,她正好拿回一顶旧军帽,我们家没人戴,给玲玲戴了吧!”“大妈,给我的?”我从被子里一下就爬了起来,接过大妈手中的军帽就戴在了自己的头上。帽子虽然有点旧,但是非常干净,而且没有皱褶。见我高兴地戴在了头上跑到了镜子面前臭美,大妈过来给我把帽子戴正,“应该这样戴,宽大的地方朝前,帽子边沿都弄直了才帅气。”大妈一边给我侍弄帽子一边说道。经过大妈的认真侍弄,我发觉我头顶的帽子更加威武,我自己也非常威武,就像一个威武的女战士。我臭美地举起右手做着敬礼的样子,母亲和大妈都笑了……

我对大妈送给我的帽子爱不释手,每天都戴着,即使太阳高照,热得我满头大汗。唯一遗憾的是帽子上没有那个鲜红闪亮的五角星。一次,邻居李婶领着我和她六岁的女儿上街玩,李婶在一个摊位前买扣子,我忽然发现摊前一小塑料袋里装着我心慕已久的红五星,里面至少有七八颗,个个鲜红耀眼。我不由自主地伸手从袋子里掏出一颗红五星,拿在眼前仔细端详。我越看越觉得这颗红五星就是大艳姐军帽上的那颗,十分神圣和威武,“姨,这红五星多少钱?”我欣喜若狂地问摊主。“红五星呀,那个便宜,才两毛钱一个。小闺女,让你妈给你买一个吧,你看多漂亮。”原来她把李婶子当成我妈了,拿起一颗红五星在我眼前不断晃动。我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心想,李婶每天一看见我在外玩,就喊我去她家玩,帮她看她女儿,两毛钱,她会给我掏吧,我回去了就让母亲还给她……于是我就拿着红五星,笑眯眯地看着李婶的眼睛。这时,李婶厉声喊道:“玲玲,给人家放下。弄丢了,问你妈给人家赔!”我赶紧把红五星放回了原处,看看红五星,看看李婶严厉的眼睛,我赶紧低下了头,再也不敢看她了。李婶买完扣子离开摊位的时候,我两眼盯着装红五星的袋子,依依不舍地跟着李婶离开了。

以前的摊位都是摆在街道的两边,每个摊位都是摊主拿一块塑料布铺在地上,把自己所有的货物都摆在塑料布上,而且每一天都没有固定的地点,今天在东面,明天在西面,后天就又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了,所以我后来再也没有找到那个有卖红五星的摊主,而且我再也没有寻见过有卖红五星的摊位……那顶没有红五星的军帽,我一直戴到它破了不能再戴了,才让它“退休”到我家木箱里。后来,我也忘记它的归踪了。

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件事情父母亲感到非常自豪,那就是从三年级开始写作文,我每次口头作文比赛都会得回奖来,家中的正墙上贴满我和弟弟的奖状。也许是这个缘故吧,从三年级开始,父亲就满足了我的要求,每年给我征订《故事大王》,让我的同学们都羡慕不已,我也非常高兴,每期的内容我都会看好几遍,而且有同学向我借阅,我都会毫不吝啬地借给他们,让他们一同分享我的快乐……

我的童年是快乐的、无忧无虑的,我非常感谢我的父母亲,是他们给了我这样快乐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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