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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住房(散文)

来源:合肥文学网 日期:2019-12-23 分类:德艺

我退休快六年了,年底滿六十六。如今我和老伴住在一百二十平米的还建房里,三室二厅二卫,南北通透,舒适宜人。想到自己这一辈子住了九个地方,搬了八次家,好不容易才有个安逸的晚年,感慨颇多。改革开放了四十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住房观念也在改变。闲暇时,我常想儿时在老家天声街的居住往事,常想自己成家后多次搬迁的情景。曾经向往的安居乐业生活,做梦也没有想到是后来这个样子。幸好我们在稳定的事业单位上班,不担心轮岗、下岗什么的;尽管工资不太高,福利有限,赖以养老的社保也拖迟了几年才交,但终究没有为生计奔波操劳;这说的是工作。住房这一块呢?虽说为之费了不少神,但落实职工住房政笨的每班车,差不多都赶上了,也算幸运。

儿时我对房子没有什么概念,不知道私房和公房有什么区别,也从未听见街上的大人闲聊时谈及房子的事。客观地说,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百姓要求并不高:宽或窄,或分或租,有个落脚的地方就行。有私房的人家不自豪,无房之户也不发愁一一房租便宜得可以忽略不计。听姐姐说,街办事处曾分了一套静安里的好宅子给我家撑门面,在车站路百货商店的隔壁,父母没有有要。我母亲是从家庭妇女培养成的国家干部,她五六十年代是武汉市的工作标兵、三八红旗手。那时,偶尔有外宾来我家参观。我家是二层搂的私房,木质结构,墙壁是芦蓆糊上黄泥,夾杂着边皮板子做的;房顶的瓦看上去也很别扭,一一显然有碍观瞻,影响形象。过去我们和舅舅家住在一起,四个大人都是党员干部、积圾分子,忙得很。两家大小十一个孩子全靠我外祖母照顾,须臾离不开的。这也说明,当时的人不看重房子。

再举一个例子。文革开始后,说私房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一经动员,街坊们像扔包俯似地交给了国家,换回的是交房光荣的荣誉。文革结束后公家又退还给私人,那是后话。即使是有产权的房子,我父母也没当回事。八十年代初,哥哥在单位分了一套胜利街的房子,他让给父母亲去住。早在七O年搬到天声街旁边的辅仁村巷子里的宿舍,是街办事照顾军属分给我家的婚房,后来留给了弟弟成家。天声街的老屋,属于我家的那一半,我们自己放弃了,不再过问。此时的人还沉浸在旧观念、旧思维中,尚未意识到十几年后房地产掀起的大风暴,会给人们日常居住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导致了人们对房产的追逐、贪欲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这也更让我这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对儿时老街居家过日子的那一段美好时光更加的怀念。

那时,相处多年的左邻右舍,偶尔会有举家搬走的。我家早年曾住过几户人家,先后搬出去了。我太小,只记得比我小二岁的钟玲,三四岁时在一起玩过过家家。邻人大毛家离开早一点,大概是六O年前后,去了什么地方不知道。他弟弟叫小毛;他哥哥叫道生还是道士,我没弄清楚,好像在外地工作,总不见人。他们住的是隔壁第二家清明叔叔的房子,在楼上临街的前房。空出后没进新户,而是“斋公太”奶奶自己在里面住。

住大毛家后面的三九家就寒酸了,不足十平方的房间有一张小学生上课的书桌,还有一张较窄的活动木板床,以及仅够过日子用的杂什。住在街头杂货铺对面、剃头铺隔壁的艾家的三儿子爱国开玩笑:

“如果三九家失火了,国家补贴的钱肯定比这点家当换的钱多。”三九添了弟弟四六以后,就到我家挤床睡。我和表弟小时候淘气,偶尔惹他生气,小孩闹意见从不过夜一一不管是我们好言劝慰,还是他自己给自己搭梯子下台,夜晚总会钻进一床被子里。过去邻里相处简单,住不下时:“到隔壁去挤一下过夜。”说的人轻松,听的人亲切。说寄宿什么的,反倒显得生疏,别人也不乐意。人们常说:“远亲不如近邻呢?”就是相互关照方便一些。三九的爸爸是磷趾路皮鞋厂的,好不容易熬到工厂里分了宿舍 ,他们很高兴。新家我曾去过,是老楼房,大门很阔气,像旧中国时大公司的房子。看着他爸爸一副眉飞色舞的神气样子,有点工人当家作主的味道。

还有隔壁的发小建国家,男苏伯伯也是皮鞋厂的老职工,他家搬走更晚,大概是七O年以后。建国家孩子少,他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他会画画,作文也写得好,六四年小弟毕业,考取了汉口的老重点中学二中。苏家搬到一元路的儿童公园的斜对面,多年后我去过,那时他已从下放的农村抽到应城化工厂,并带回像卖花姑娘一样的夫人回家过年。去年的早些时候,我和哥哥去过他家,三十多年未见,在路上碰见了怕是不敢认的。卖花姑娘的嫂子还是当年的苹果脸,但和第一次见到时不是朝鲜女子喜欢穿的一袭长裙,而是穿的是一套庄重典雅的黑装不同,这次穿的却是一套得体的悠闲装。她好像是吉林那边的人,相貌衣着都像朝鲜人。吃饭时提及此事,建国说:“就是看了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后,才相中的。”当年的电影,影响了多少人的一生一世啊,可如今……那时,有玩伴要搬走心里很舍不得,“搬走多好哇!”而今住上了高楼大厦,呆了几年不知隔壁左右谁是谁,个中滋味说不清楚。不曾想到我长大成人后,开始操心自己的安乐窝了,与儿时也不一样了一一不是怕搬家,而是盼搬家,搬好家。

我是七七年从湖北中医学院毕业,分配到潜江国营运粮湖农场职工医院的,后来调到农场的文教卫生科工作;在农场呆了十四年。九一年我们调回武汉关山医院,不几年换成了武汉十二医院的牌子;我退休的前四年又与武汉三医院合併了,现为三医院光谷院区。就工作而言,基本无忧是肯定了的。住房呢?倒是折腾了多年。我和夫人都在一个单位工作,调动后也在一起,一生连手连脚,在单位的住房分配上,双职工多少沾了政策的光。

八一年三八妇女节我们结婚,医院分了一个小套间,约十平方的样子。是老放射科的房子,有天花板和水泥地平。厨房是靠着墙壁斜着搭盖的(也有的在屋后搭盖),那时农场的房子都这样。孩子多了住不下了,腾出厨房住人后,又接着往后斜搭烧火做饭的地方。连搭两次的极少,门太矮了进出须低头弯腰,极不方便。不讲好看不好看,能住人就行。我住的这间房亏了管财经、后勤的王副院长帮忙。那时我在制剂室上班,她不坐办公室,长期和我们呆在一块干活。若不是她使劲,分一间现成空着的旧病房是肯定了的。

计划经济年代,职工申请要房子,天经地义;单位解决住处,理所当然。单位无能为力的,就另当别论。过去城里的人喜欢闹市,离中心城区远的房子,一般没人要的。我有个朋友叫熊勇,住在友益街东华园浴池(三、四十年代就有)隔壁的巷子里,十平方左右,九十年代还在跑公厕。俩口子每天从一元路先坐一路电车过江,再转乘十五路公汽车到关山的终点站;最后坐武汉中草药厂的卡车去上班。怕错过了厂里接人的车子,往往要提前等。这样,去回至少要花五个多小时。从厂长到工人,都愿这样风里雨里的两头跑。实在无安身之处的人,才在那里“屈居”,所以许多宿舍空着。我实习时去过市郊的这家工厂,自然环境像花园一样,有池塘可垂约,晚上可以用汽枪打树上的宿鸟,还养着做中成药的梅花鹿、乌鸡(做乌鸡白凤丸用)呢。

早年我曾在报上看到过一篇文章,劝人们改变观念到偏远的单位去住。记得有这样一句话:宁要闹市一张床,不住郊区一间房。而今,山青水秀的郊区倍受人们青眜,真是时过境迁啊!先前的人盼劲大 ,不想挪窝的就挤在一起熬日子,至于猴年马月才能等到宿舍,就不一定了。那个火红的年代工作第一,讲先生产,后生活,没有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时间,怕是很难添新宿舍的。

说起来我妹妹还顺利,她在北湖的八一二军工厂上班,当时可是很牛的企业,又在偏僻空旷的北湖 ,厂里宿舍都是盖的正二八经的楼房。她沾双职工优先的好处,分了一套婚房。什么样的呢?小二室一厅住两家,一家一室一厨(阳台改的),客厅、卫生间共用。美其名曰:团结户。那个年代的人简单纯朴 ,同在一屋不担心起夜小解走错房门的。若是现在这样混着住,一般人怕是不放心的。妹妹又排队苦熬了几年,终于换了一套一室一厅一卫(稍胖一点的人蹲不下去)带阳台的小房子;过道旁边做饭。终于有一套独立的小房子,婆家娘家人兴高彩烈地热闹了几天一一这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事。最高兴的是我的母亲,她怕热,每年过伏天,会在妹妹家住上一段时间。这里的气温比市中心低,一台小电扇可以过一个清凉的夏天。随着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儿时夏天常去游泳的偌大的北湖天然游泳场,填得差不多了。而今来不及开发仅留存的,只有一处像个池塘的西北湖,算是怀旧人一个念想的去处。

单位指望不上的人也不少,我弟弟就是这样。他顶父亲的职去了江岸装卸公司四站,过去叫码头。他成家的房子,是父母腾出来的。我的嫂子是独姑娘,婚后也未离开过娘家。今年初,九十高龄过了的老岳母去世,哥哥伤心极了,他对我说:“荣阿,我们毕竟和老人家在一起生活了四五十年,多亏她老人家照顾啊!” 这说的是有办法解决住处的,没有就各自想法子。斯文抛脑后,尴尬顾不得还情有可原,闹出哭笑不得的洋相,让人窘得无地自容就有点悲哀了。下面的两个例子,前者世人皆知,后者是我高中的一个同学,看了我的文章清样后,感同身受说的。

等不到房子,拖大了年龄的男女成家后,平时各自住集体宿舍。休息天按规定的时间幽会,同室的人会自觉地出去晃。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也有脸皮薄的人,半夜跑到岗亭去约会。闹出的动静惊动了巡逻的联防队员,弄到派出所去了。一过问,不是耍流氓的,是一对夫妻。单位的领导去领人,弄巧成拙。好在七八年开始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上去了,公民的住房状态也随之得到了改善。但谁也没料到,五六十年代谈天说地时从未聊到的住房问题,而今却成了人们茶余饭后饶不开的话资。

我关注楼盘纯属偶然。记得一个休息天的早上,我心血来潮想去汤逊湖的玉龙岛花园看一看。先前路过鲁巷广场时,接过散发的小宣传单随手放进口袋,闲时不经意地看过。这个小区的广告单子我收到过几次,多少有点印象。这儿挨着比东湖大二倍多的汤逊湖,可眺望远山,鸟语花香,有市内公交车到达,是养老的好去处。凑巧的是夫人嘀咕过几次:“总是住旧房子,何时才能住上新的啊!”不知是自问还是问我,我不知怎么回答,但搁在了心里。这番话是二零零一年,我们从老宿舍五楼的五十一平米的小二室一厅一厨一卫,调到办公楼改造的宿舍一一八十平米的大二室一厅一厨一卫的房子后说的。至此,我们已搬了五回家一一农场两回,武汉三回。

八四年职工医院的新住院大楼修建好了,腾出的旧住院平房,改造成了有院墙、院门的两排宿舍。年轻的夫妇都是一间半,住三口之家还比较宽松。不几年夫人的侄儿侄女来农场读书,侄儿的床在主房的后面,中间隔一块金黄色的活动纱帘,我们三人的大床在前面;侄女住另外的半间。那时夫人的三哥在汉钢车队开车,嫂子从市郊去厂里做临时工,住在车队一般人不愿住的破旧房子里,熬着迁户口。那时的半边户,转成城里的商品粮多么不容易呀!城里读初中要给学校交集资费,交不起,只好来我们农场就读一一孩子的学业荒废不得啊。

人多床多,很占地方,迎面过往须侧身错道。这时,我才体会到房子宽一点的好处。侄儿曾写过一篇作文,题目叫《我的理想》。虽说改革开放了,但传统的东西尚存,教育也不例外。学生一般会写:当科学家、医生、人民解放军、工人什么的,文中也会强调建设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侄儿读书时不擅长作文,我捉刀代写,一是想吐吐心中的苦闷,二是梦想是能住大一点的房子。也许是有点小文采,此文引起了班主任李老师的注意,作为范文在班上朗读了。侄儿有点被人高看一眼的感觉,而我心里却苦涩不堪。

人说梦想成真,我相信是真的。八九年农场花了十九万元给医院盖了一幢四层楼的房子一一三室一厅和二室一厅各八套。我们是双职工,有文凭有职称,加上夫人当院长,打的分比较高,选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这样的住房,别说农场,城里也不多见的。不再往公厕跑,也没有老鼠在屋梁上窜去窜来地开会,别提多高兴。房子好,租金也不贵,发工资时扣的钱和旧平房差不多。可惜好景不长,住了两年我们调回武汉。迁居时,我们扔掉了结婚时陪嫁的三个可以套在一起装的木盆(此时用粮票或国债券可以换到货郎手中的塑料盆)等坛坛罐罐的东西。

九一年的十月十三日,回到了阔别十四年的江城,这时我已经三十九岁了,一切从头再来。我们在医院的院墙外租了一间房子落脚。人过中年,仿佛像坐过山车似的,从高处跌到谷底。第一次在外面租房子,五味杂陈。又仔细一想,总归是回了故里,一丝欣慰油然涌入心田。

那时,夫人在妇产科上班,剖宫产多。夜晚有手术,医院派车到处接人。虽说路上不像现在这么塞车,毕竟去去来来很费事。正好有人调走,老宿舍的五楼空出了一套小房。听人说,平时夜间总喊夫人做手术,医院要分给我们住。我想不会是空穴来风,暗自喜悦。不久,我们搬进医院宿舍。九六年医院的新住院大楼落成,空出的办公楼改造成了职工宿舍。进入新世纪前,医院集资建职工宿舍:八十五平米的两室二厅六万元;一百一十平米的三室二厅八万元。我们可以住大房子,考虑价钱贵,没有退旧房换新房,但调到了大一些的旧房。再以后,建光谷步行街,八十一平米的旧房子变成了一百二十平米的新楼房。

至于商品房,O一年我买了玉龙岛花园小区的小洋房,二室一厅一卫一厨,近七十平米。每平米一千四百五十元,首付五万,贷款五万,月供五百三十元,十年还清。这套公园般的养老房,六年前因要办别的事,手头紧张,只好卖了。现在住的房子,证还未办下来。听说附近的房子过了两万一平米,不与我相干,我的房子是养老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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